​古人为官之道的名言警句

古人为官之道的名言警句

古人为官之道的名言警句

为官者最看重的是清廉，考察官吏最严格的是操守。因此爵位虽然有高低之分，总是把不贪作为宝贵的品质；才能虽然有长短之别，必定是没有过分的欲望才能坚强不屈。如此看来，操守确实是立身的根基，坚持廉洁乃是首先考察官吏的一个方面。家境本来富裕，甚至称得上巨富，那么出仕为官并不是因为贫穷，对于获取点滴财产本来就应当审慎：家境本来贫穷，又已养成淡泊名利的作风，安之若素，尤其是要对暮夜拒金时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你知”有所畏惧。

尹会一（1691-1748），字元孚，号健余，清直隶博野（今河北博野）人。雍正二年(1724)进士。历官吏部主事、扬州知府、河南巡抚、江苏学政等。著有《诗文集》《小学纂注》等。

国家清理整饬官员，首先惩治贪官污吏，这些贪官污吏不只是自身蒙受耻辱。祖父曾经贪污受贿，子孙即使显贵，也不准加官封爵。而子孙在祖父加官封爵后，犯了贪张枉法之罪，一并追回朝廷封授的敕书。

在下辱及子孙，在上辱及祖父。人们即使不爱惜自己的名声，却没有心甘情愿因为贪污而结束仕途的。当开支困难时，身边一帮效忠自己的人都来进献谋利益的计策，大多属于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的范围之内，认为并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廉洁，不妨去试一试。谋利的途径一旦打开，再想堵住它就非常困难了。这时候情况不同，又为形势所迫，已经是想停止这种恶行也不可能了。或者被下面的人牵着鼻子，或者受到上级官员留难牵制。最终，好处都为别人所有，而害处都被推到自己身上。事情败露的可能会遭受死刑，即使不败露也会给后人带来祸患，这都是从不节俭的一念之间开始的。所以，要做一个清白的官员，必须从节用开始。

汪辉祖，见第18则。

务必要当清廉仁爱的官，切勿滥做苟且贪污的事。……时时警惕，刻刻提防，则不但现在的官职可以保住，还能使将来的尊贵无穷无尽延续下去，评论他的品行，则属于君子之流，考察他的本心，又属于仁人之列，那么还怕什么而不这样做呢？如果阳奉阴违，企图鼠窃狗偷，品行心术不值得一提，而且还会给父母子孙留下危险和负累。两者相比，哪种是得，哪种是失，不用等什么高明的人来判断这一点。

徐栋，见第20则。

《象》中称：天道西转，水流东注，二者相违而行，象征人与人争讼。因此，君子在做事的开始就全面谋划，以防止产生矛盾。

作者不详。

如果做事有利于人，就不一定效法古人；如果必然对事情有害，则不可照过去的做法而行。

刘昼(514-565)，字孔昭，北齐渤海阜城（今河北阜城东）人。

河清(562-565)初，举秀才，应试不第。著有《新论》。

修身养性，端正品行，不能不谨慎；谋划思考机密大事，不能不缜密。忧患产生于疏忽，灾祸起始于细节。一个人做事不慎重、缜密，大多会后悔终生。所以，说话容易泄露机密，是招致灾祸的媒介；做事不慎重，是导致失败的途径。眼睛明亮的人能看到无形之物，耳朵聪敏的人能听到无声之物，善于谋划的人在事情没有预兆时筹划，做事慎重的人在事情没发生之前就十分慎重。远离困窘就必须及早谋划，不想贫穷就必须趁早做准备。

武则天，见第30则。

大凡官府安排实施一件事情，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一定要从法律上加以考察，在心里揣摩筹划，做到没有一点儿疑问，然后再实施。

如果有疑问，必须反复思索；思考后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，就与同事们商量。否则，宁可慢慢地处置，也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留下悔恨。

陈襄，见第34则。

曾经见过前辈做州县官或者是主持刑狱的官员，每次遇到难以决断的公事，必然是沉思静虑很多天，忽然若有所得，那么是非就已经可以判定了。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只有一丝不苟的人才能做到。

吕本中，见第7则。

官员在进入任职之地前，对于百姓疾苦之轻重，吏治弊端之深浅，前任官员之贤否，境内有无强宗悍族，上诉之人多与少，都要尽心询查访问。到了治所，要先住在距离官府几十里的地方，召见熟悉情况之人，详细说明问题，梳理出事情大概，预先得到本地的实际情况。上任之后，参考以上情况进行决断。如果毫无准备，一下子来到官署听讼，百姓围观，一句话违背情理，必然给全境百姓留下笑柄。更何况民心容易变动，特别是在官员上任之初。开始没有使百姓心服，以后即使有所作为，又将怎么相信你呢？如果确无准备，次日再理也可。一定不要轻率做出应答，以使士人、百姓对你失望。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天下的事情，大多数人知道已经发生的情况，不知将要发生的情况。观察已经发生的，推知将要发生而未发生的，不经过深谋远虑是做不到的。房屋已经焚毁才搬走柴薪，船已倾覆才买壶舀水，疾病已发作才去寻找药物，即使竭尽全力补救，也无济于事。高大的堤坝已经有了可以容纳蚂蚁的小洞，似乎对大坝无所损伤。然而，见识周全的人一定会堵塞填实小洞。这是考虑到时间长了必然导致堤坝崩溃的缘故。天下的事情，都能像这样考虑，还会有什么后患呢！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大臣做事，应当对将来可能产生的忧患作出长远考虑，虽然是小事，也不能开启祸端。

薛碹(1389-1464)，字德温，号敬轩，明河津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曾官通议大夫、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等。明代河东学派的创始人，世称“薛河东”。著有《薛碹文集》《读书录》《从政BBB》《策问》等。

兴利不要太急躁，要左顾右盼，多做观察；革弊不要太突然，要长远打算，反复考虑。

吕坤(1536-1618)，字叔简，号心吾、新吾，自号抱独居士，明宁陵（今河南宁陵）人。官至山西巡抚，刑部左、右侍郎。著有《去伪斋文集》《呻吟语》《实政录》等。

为官行政，不是以需要实行就加以推行，而是以可行才加以推行。

具备能够推行的权位，而不知可行的道理，则是以其权位助其作恶。君子称之为贼。

吕坤，见第69则。

为官行政之人，不能详细考察当地的土俗民情，就施行宽松或严厉的政策，对治国之道都没有益处。古人将严厉暗含于宽松之中，是为了防止姑息纵容；将宽松暗含于严厉之中，是为了防止暴戾残忍。因此，宽松为政而不会漫无节制，严厉为政而不会过于严苛，才算是领会了通晓变化的真意。

潘游龙，见第11则。

治理一郡一县，辖地广阔，人口繁多，耳听目见不能周遍，下情无法传达上来。事情处于似是而非之间，一定要仔细观察，周密分析，等事情确定无疑之后再加以实施，大概就不会耽误事情了。

汪天锡，见第38则。

做事一定要从开始就认真谋划。为官理政之初，士人百姓都在观察、听闻，这也是分别廉与贪、贤与愚的基础，因此做事务必详细审慎，不可轻易树立新的法度，以防不合人情，以后难以更改。自身要保持检点清白，一定不能轻易与人交往，以防一有沾染，行动受制于人。

不仅仅是贿赂可以玷污一个人，如果喜好技艺，那么就会有从事占星、医术、卜筮之人投其所好；如果爱好稀奇的古玩，那么有人就会将古书奇画送给他；如果爱好花卉，那么有人就会以奇花异草打动他。嗜好一旦偏离，就会掉人陷阱之中，即使是切磋诗文的交往，也有改变情操、败坏事情的，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。

郑端(1639-1692)，字司直，清直隶枣强（今河北枣强）人。顺治十六年(1659)进士。曾官江南巡抚、兵部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。著有《日知堂文集》《政学录》《朱子学归》等。

为官理政以多问明察为第一要务。这是尧、舜治理天下的高明之法。现在的人耳目闭塞，只凭借一人的判断，以为宁可错谬也不询问他人，担心那样会犯没有主见的错误，真是可笑。这是遇事不能追求事情本原的缘故。自己的内心如果明白，就会从各种议论中选取最合乎实际的意见，自然不会有偏听偏信的失误。心中一旦有愚昧和阴暗，即使询问封疆大吏和普通百姓，尚且不能自己决断，更何况一个人独断呢？所谓独断者，首先要集中各种谋略。谋略不集中众人的智慧就不会精当，决断不由自己则不会有结果。

尹会一，见第58则。

凡是为官理政之始，不可仅凭一己之见就设立法令规条。虽然这些法令规条曾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，也恐怕变易了地方而与当地风俗不合。假如违背人情而强行实施，最终必将是格格不入。如果由于难以推行而中途改变，以后再有命令，人们便不再信任了。因此，开始理政之时，不如一切照旧而行。如果运转顺利，何必要改变呢？或许个别条目不便推行，要详细观察而慢慢地变更。人们只见上下相安，而全不知其何以相安无事，不也很好吗？故而君子根据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，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。

陈宏谋，见第15则。

面对政务必须善于思考。周密思考就会有收获没有损失，不周密思考就会既有收获也有损失。这就是《左传》所说的“政务如同农民种地一样，需要日日夜夜的上心思考”。

袁守定，见第16则。

树立法度应先讲求其可行。如果不讲求其可行而冒昧地实行，或者受成例所制，或者受能力所限，或者违背人情，或者背离当地风俗，其法度最终无法实行，白白增加一番搅扰。

方大浞(1821-1886)，字菊人，清湖南巴陵（今湖南岳阳）人。

咸丰五年(1855)以诸生起家军旅，授广济（今湖北武穴）知县。累迁宜昌知府、直隶布政使、山西布政使等。著有《蚕桑提要》《农桑提要》《捕蝗纂要》等。

朝廷设立官职，全是为了百姓。只要对百姓有益，不妨碍公事，那么无论是宽和严，无论是水和火，都可以作为仁政。不能依据百姓的需要而使他们得到利益，那么用刑罚辅助教化足以产生弊病。如果偏执己见，到处获取虚名，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，不把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，恐怕严苛与宽纵的罪过是相等同的，好事比耽误事情危害更大。

刚毅（1837-1900），他塔拉氏，字子良，满族镶黄旗人。历官江西按察使、山西巡抚、兵部尚书、军机大臣等。

凡事规划谋略尚未详细全面时一定不去轻率推行，利害还未悬殊时一定不随意改变。如果要拯救以往积弊，必须深究产生积弊的原因。如果是当世的弊病，只对这个时期加以治理；如果是法规产生弊端，就要将法规全部革除。这样又要根据新法来校正旧法，就要长远打算，考虑困难。如果知道弊端应该革去，而所作所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根源，知道事情简单可以去做而不能把握其要领，那么旧患没有消除，新的灾祸又重新滋生，为了医治腿病反而使腿萎缩，问题辗转加剧。这些都是用一种弊端代替另一种弊端。而且，喜好革除弊端，而不能推究其终始，令下之后欺诈随之而起：法规难行而违背众人意愿，则法规出台奸诈随之出现。只有视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，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，才可以使政事与时世相协调。

刚毅，见第78则。

夫谋远似迂，人皆忽而憎之。盖因其无攻身之急，无旦夕之验故也。今之百官莅任，求其功也速，责其过也备，非养交饰誉以待迁，即容身免过以待去，自非忧公忘私之人，大抵多怀苟且之计。既不肯为十年之规，况万世之虑乎？

谋划长远好像迂拙，人们都轻视而且厌恶它。这是因为它没有危害自身那么急迫，没有马上应验的缘故。现在的官员主政，讲求迅速建功，责备其过错也很严厉，不是结交朋党、谋取名声以等待升迁，就是保全自己免于出错以等待调离。这些并不是忧国忧民、公而忘私之人，大多数是怀有得过且过的想法。既已不肯做十年的谋划，更何况去做长久的思考呢？

刚毅，见第78则。

唐代人崔郾曾经在陕西为官。当时，他的为政风格以宽松为主，甚至出现了一个月里没有鞭笞过一个人的情形。后来，他出任鄂岳观察使。在鄂州，他一改在陕西的为政风格，实行严刑峻法，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宽宥。有人对此感到不解，就询问前后宽严截然不同的缘故。崔郾说：“陕西土地贫瘠，百姓穷苦，我尽力去安抚惟恐不及。而鄂州土地肥沃，民性彪悍，又夹杂着蛮夷的习俗，不用威猛之政，根本无法得到治理。这就是所谓的‘政贵知变”’。

北宋时期，浙江人滕元发曾经担任郓州（治在今山东东平）知州。当时，淮南、京东一带发生饥荒。滕元发考虑到，这两个地方发生饥荒，饥民很可能将涌至郓州，这样就容易引发瘟疫等疾病。为此，他事先出城详细察看，找到了一片废旧营地，非常适合安置饥民，于是便召集人夫连夜行动，在一晚上的时间里，就用芦席、茅草搭建起临时房屋两千五百多间，水井、火灶、器具等也都全部备齐。后来，两地的饥民果然蜂拥而至。正是由于滕元发的事先预防之举，才使得五万多饥民得以存活下来。

一参见[明]杨昱《牧鉴》卷一。《流移九》北宋时期，浙江人滕元发曾经担任郓州（治在今山东东平）知州。当时，淮南、京东一带发生饥荒。滕元发考虑到，这两个地方发生饥荒，饥民很可能将涌至郓州，这样就容易引发瘟疫等疾病。为此，他事先出城详细察看，找到了一片废旧营地，非常适合安置饥民，于是便召集人夫连夜行动，在一晚上的时间里，就用芦席、茅草搭建起临时房屋两千五百多间，水井、火灶、器具等也都全部备齐。后来，两地的饥民果然蜂拥而至。正是由于滕元发的事先预防之举，才使得五万多饥民得以存活下来。

一参见[明]杨昱《牧鉴》卷一。《流移九》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。为官执政，应敢于担当责任，脚踏实地、真抓实干，勇于直面矛盾，善于解决问题，不断创造新的业绩。本篇所选官箴，或提倡“心诚尽职”，或提倡“兴利除害”，或提倡“志在必为”，或提倡“须有担当”，对鼓励各级官员不断创造百姓满意的实绩有很强教育意义。作者不详。

凡处理政事，敢于坚持正义，制止图谋私利，要取法弈棋，反复思考，谨慎从事。这样，小人就会畏惧，不敢胡言乱语以免惹人厌恶。

作者不详。

孔子说：“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，粪土垒成的墙不能粉饰。”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，社会状况就像朽木、泥墙，虽然想治理好，却没有什么办法。法令一颁布，奸邪就接着发生，命令一下达，欺诈就跟着兴起，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水沸，抱着柴草去救火，情况只能越来越严重，没有任何益处。我将其比作琴瑟声音不协调，严重的必须解下弦线重新安上，才可以弹奏；治理国家而政令施行不畅，严重的必须加以改革以至变更政令，才可以治理。应当改弦更张而不改弦更张，即使有技艺高超的乐工，也不能使琴瑟的声音变得和谐；应当改革而不改革，即使有道德才能都很出众的贤人，也不能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。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，常想好好治理国家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，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。古人说过这样的话：“站在水边想得到鱼，不如回家去编织渔网。”到今天，国家建立并希望治理好已经七十多年了，不如退一步推行改革，推行改革国家就能得到良好的治理，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，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，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。

班固(32-92)，字孟坚，东汉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人。

曾官兰台令史、校书郎等，还曾随行出击匈奴，任中护军、行中郎将事等。著有《汉书》《白虎通义》等，后人另辑有《班固集》。

今天自最低级官员以上，谁不知道做县令的艰难？既然知道它的难处，就应当专心致志，早晚多加思虑，除了地方政事之外的其他事情，一丝一毫都不可留意，比如音乐、女色、饮酒、宴会之类不急迫的事务，应该全部除去。因为人的精力有限，沉溺于音乐、女色、饮酒、宴会之类活动之中，精力必然会衰减，意气必然会昏沉，身体必然会疲倦，虽想勤于政事，但精力不济，所以政事必定废弛，而胥吏得以趁机上下其手，大行欺诈之事。昔日刘元明为政天下第一，问他是什么原因，也不过是说：“每天吃一升饭，不喝酒，这是做县官的第一良策。”

这句话说得太正确了！

陈襄，见第34则。

有实绩必然会有名声，虚名骤然聚集，诽谤的言论也就会随之而来。做官有想猎取虚名从而觊觎好官职的人，人民本来安静无事，却一定要兴造事端、改变旧规，以此希望上级官员知晓：奸诈狡猾的人应当加以惩治，却一定要枉法给予庇护，以此取悦小人的心意。以至于整修装饰驿站，重金贿赂过往的官员，甚至做出一些奇异偏激、违逆常情的事。对外想钓取君子的名声，而内心实际上连市井小人都不如。这样的心思一起，那么从早到晚之所以忙忙碌碌，无非是为了猎取虚名，给百姓带不来丝毫的实际利益。这样的人，不仅虚名得不到，还会被有识见的人士所讥笑。他们难道不知道官职升迁本来自有一套规矩，怎么可以通过沽名钓誉而获得呢？是是非非，时间久了自有定论，关键是自己应当尽职尽力，使人民能得到实惠就是够了。

陈襄，见第34则。

当官的人，前辈们大多不敢求上级官员写荐章，只是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，以此来求得知遇。心诚尽职，虽然没有求得知遇，可也距离得到知遇不远了。没有先学养育孩子然后再嫁人的女人。当官的人遇到事情，能够把这一点放在心上，很少有不成功的。

吕本中，见第7则。

治理政务如同治理家庭，古人曾有这样的训诫。一个家庭的事情，无论缓急巨细，都应当知道，有不知道的，就有治理不当的地方。况且治理百姓的官长，担负着众多责任，如学校，如驿站，如仓库，如监狱，如田间水利沟渠，如桥梁堤坝，主管的事务非常多。作为官长，相时度力，有损坏的加以修补，有污垢的加以清洁，有堵塞的加以疏通，有欠缺的加以补充，以前所没有的加以经营。如果说：“那些事不加修治，和我有什么相干，我很快就会卸任他去，为什么要自讨苦吃？”这种念头一旦萌生，各项事务就都没有治理好的希望了。前辈人说：“公家的事务，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其心力，就是苟且领取俸禄，会得罪上天。”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古代从政的人，自己不辞劳苦，而把安乐留给百姓。现在从政的人，自己享受安乐，而把劳苦留给百姓。自己劳苦人民就会安逸，自己安逸人民就会劳苦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惧怕自己一人劳苦，从而使全境的人民不得安宁，仁人君子，忍心这样做吗？昔日子路询问为政的道理，孔子告诉他说“先之劳之”，“无倦”。呜呼，这真是万世为政的格言啊！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按照旧例，辖境内如生了蝗虫，当地官长必须派快马迅速向上司报告，略微延误，就会获罪不轻。然而，当地官长也应该察看蝗虫的大小、多少、造成危害的轻重，如果匆忙报告，上级各方面的人员聚集在一起来考察灾情，当地官长要供设帷帐安排接待，还得向百姓征索各种物品，弄得全境扰攘不安，这种危害反而要超过蝗灾。如果蝗虫还不多、还比较小，地方官长就应该率领百姓全力消灭蝗虫，不必因为这种小的危害未加消灭而为百姓带来大的灾害。所以，当官的人一定要先勇敢地承担起责任，而后才可以有所作为。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人民的祸害如同炎暑，人民的利益如同清风。官吏的职权如同祛暑的扇子，要去除弊端，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情。没有太阳就不要再做遮蔽的事情，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不要加以损害。兴利除害，只要有便于人民，就要去做。

吕坤，见第69则。

古代在百姓之上为官的人，治理一邑就要担负起治理好一邑的重任，治理一郡就要担负起治理好一郡的重任，治理天下就要担负起治理好天下的重任，从早到晚地思索如何进行治理，夜以继日地处理各种事务。一件物品没能安置好，就没有时间安稳睡觉；一件事情没能做好，就没有时间安心吃饭。限于自身才能的人力求尽最大的努力去做，限于环境形势的人力求尽量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，这样，才不会愧对皇帝的付托、百姓的期望，然后享受皇帝给予的福气、百姓给予的俸禄，就可以泰然处之而没什么歉疚，反过来哪怕没做好也没什么愧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是享受的俸禄超过了所取得功绩该得的回报，君子以此为耻。

吕坤，见第69则。

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说“苟可以”就停止再大的了。养成颓靡不再能振作的习气，形成积重难返的形势，都是因为“苟可以”三个字造成的。所以贤德的人修养自己的身心勤奋自勉不敢停歇，治理人民不断鼓舞自己不敢厌倦，不会因为没事废掉常规，也不会因为没有害处就忽视小的过失。这不是多事，也不是喜欢劳累，是真正认识到天下的事情，勤于考虑未必出现的祸患，尚且会出现很多因为意外发生而令人懊悔的事情；怀有非常过头的思虑，尚且会留下不及补救的忧患；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地进行谋划，也不免在事情结束时还会出现怠惰的毛病。

吕坤，见第69则。

朝廷设官立职，本是为了让我依从人民的需要进行治理，而不是强迫人民来服从我，所以说“从心所欲而政以治”，又说“使民心同一而天下大治”。只是纳粮不能任百姓逃欠，奸恶横暴的人不能任其恣意横行，本身的职业不能任其懈怠涣散，风尚习俗不能任其不淳朴敦厚，就这样罢了。至于一切举动，一定要先与有识见的士人商量，再与平民百姓商量。一定是众人都说应该做的，然后再推行；一定是众人都说应该革除的，然后再改变计划。还要权衡所做事情的利害大小，考虑事情兴废从始至终的过程。如果本意虽是爱护百姓，但做事不合乎人情，就会违逆众人的意愿从而招致祸端；内心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不了解事情的发展形势，就会贸然采取行动从而给百姓带来困扰。或者相信风水祸福等迷信的说法，动辄就大兴不必要的土木工程，不考虑百姓从事生产的劳苦；或者因一两个人奸猾隐匿土地，便在全县清丈土地、均平赋徭，又会滋生无穷的弊害。诸如此类的事情，不可详尽叙述。

吕坤，见第69则。

凡是做臣子的，应该崇尚施政的实际效果，不应该追求虚名。追求虚名的人，他的行为必然矫饰，他的心意必然轻浮，只要取得一时的声誉称道，便不再顾及他的言论和行事是否妥当了。推本求原看他的内心，以为我发之于言，行之于事，只要可以展示我的志向，成就我的名声，就是够了。至于一定可以看到施行，一定可以流传永久，则都遗留给君主，而与他无关了。假使每一个人都怀有贪图虚名的心，则国家要办的实事又将依靠谁呢！百姓是悲哀是喜庆，不相关心，好像秦国人看越国人的肥瘦，冷冷淡淡毫不用心，这难道不是大大的不忠吗！

王永吉，见第13则。

贤能的人当官做事，不会计较事情是困难还是容易，所计较的是是非。而是志在必为，所以一旦做事就一定会取得成功。小人当官，无功受禄却不时图谋私利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条件，常常避开会伤害到自己的事，而趋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，这样的人得到任用一定不会做成什么事情。趋就能带来好处的事情而好处未必得的到，避开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而伤害未必能免去，事情往往如此。

陈宏谋，见第15则。

地方上有益的事情和存在的弊病，明明知道应该兴办、应该革除，不肯出面担当起来，只是把它推卸给继任的官员，贪图一时便利，而不从长远考虑。算过错。

集解：天下的不公，不足以伤害公理，而矫正不公过头带来的不公曾经为患很深；天下的弊病，不足以妨害政事，而纠正弊病过头而造成的弊病曾经影响很大。所以处理事情应当深思熟虑，审慎处理。深思熟虑能知悉事情的具体情况，缓一缓慎重处理能处理得当。如果明明知道应该兴办、应该革除，而不肯担当起来，这又是驽钝没有作为的人。所以算过错。

张鹏翮(1649-1725)，字宽宇，又字运青，清四川遂宁人。康熙九年(1670)进士。曾官两江总督、河道总督、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等。著有《圣谟全书》《奉使俄罗斯行程录》《河防志》等。

隋人鹏（1703-1738），字扶九，号芸阁，清山东莱西人。雍正五年(1727)进士。曾任四川学政、侍讲、河南按察使等。著有《华萼堂文集》《四书讲义》《豫省前烈考》等。

一个人为官一方，就受到一个地方人民的托付，一定要为人民出力，自强不已，这样才不会给人民带来苦难。如果贪图安逸，不思进取，案头文书堆积不办，那么守候在宅门外面等待继任命令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。张子韶担任签书镇东军判官时，曾在墙壁上题写道：“此身假如闲暇一日，百姓就会遭受无边的痛苦。”我认为，假如偷安一刻，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一刻的拖累，哪里要等待一天呢！

袁守定，见第16则。

嗟乎！勤勉的道理很难说清楚啊。急于求治的官员，毛病在于性子急躁，就像人走得快就走不稳，时间久了必然会跌倒，所以勤勉的道理贵在循序渐进。一鼓作气的官员，毛病在于行动过猛，弩弓射出的箭到了射程之末连细绢也穿不透，难以为继，所以勤勉的道理贵在持之以恒。循序渐进，就会相机处理政事，就能做到事事都符合条理：持之以恒，就会心态平和，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，就能长久坚持而不倦。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要时刻牢记这句古话啊！

汪辉祖，见第18则。

一个人有才学、有见识，就可以治理有方了。但才干贵在于练通达，见识贵在通晓事理，遇到彼此习尚不一样、现在和过去形势不同的情况，尤其需要相度时机，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，筹划出适宜的办法。

如果自恃才能、见识有余，独断专行，自以为是，最终肯定不能治理好。如同医生用药，如果不知道根据切脉情况加减药方的搭配，只是一味抄袭成方，那么即使是人参、黄芪等名贵的滋补药材也能置人于死地，这与砒霜造成的后果没什么不同。

汪辉祖，见第18则。

地方上兴利除害方面的事情，执掌政权的人不加以留心的话，还有谁能够负此责任？所以安抚施惠民生，拯恤人民疾苦，称得上一时暖暖的恩情。做到这一点需要时机，也就是要看能不能推行兴利除弊的措施，如果能够推行，那么给地方留下的恩泽是很深厚的。然而，要兴利除弊，一定要详察当地的情况，斟酌采用适宜当地习俗的措施，不能鲁莽行事，自以为是，从而受到人们说你好事折腾的讥讽。这是要深加警惕的。

金庸斋，生平不详。曾于乾隆二十一年(1756)任广东惠州同知．

兼署连平知州。

办大事必须敢于承担责任，必须将功名置之度外。如果不敢承担责任，必然耽误事情。如果不将功名置之度外，必然不肯承担责任，也必然不敢承担责任。

方大浞，见第77则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志在立功立德的好官，要有为国为民的济世情怀。与民同甘共苦，务实为民办事，公道处理众事，心底无私、襟怀坦白、知行合一。本篇所选官箴，或提倡“治官莫若平…‘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”。或提倡“抱公绝私…‘持公去私”，或提倡“勤政亲民…“秉法爱民”，为官做人，当知而鉴之，信而持志。班固，见第82则。

我听说：善于做官的，遵循法令办事，使百姓得到好处；不善于做官的，歪曲法令办事，使百姓受到损害。这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啊。整顿官风，没有什么比公平更好的；面对财货，没有什么比廉洁更好的。清廉和公平的操守，怎么也不能变易啊。掩盖别人的长处，这就是埋没人才；宣扬别人的短处，这就是小人。不是在内部互相规劝，而是在外面互相诽谤，便不可能亲近和睦地相处。说人家的长处，就好像自己具有的长处一样；说人家的短处，就好像自己受到别人的攻击一样。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，无处不戒慎恐惧啊。

作者不详。

《诗经》上说：“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”所以尧战战就就地每天施行他的治国之道，舜小心危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，做的好事积累多了，自然名声显达，德行彰著，自身也受人尊重，这就是渐渐光大渐渐昌盛的道理。一个人连续不断做好事，好像一个人每天悄悄生长，而人们不易知觉；连续不断做坏事，好像火的消耗灯油，而人们不易发现。不是明晓情性、洞察世俗情况的人，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？这就是唐尧、虞舜得到美名，夏桀、商纣却使人恐惧的原因。

班固，见第82则。

为官者要明察事理，处理政务要公平，为人处世要清廉。清廉就不会有私欲，公平就不会委曲己意奉承上级，明察就能端正风俗。这三方面都具备了，然后就可以去治理所管辖的百姓了。一个人具备了这三种品质，并且尽心尽力去做，努力推行政策法令，没听说不能管理好百姓的。

马融(79-166)，字季长，东汉扶风茂陵（今陕西兴平东北）人。

少有俊才，博通经籍，历任校书郎中、南郡太守。注有《孝经》等。

明人辑有《马季长集》。

人之常情喜欢诚实守信。诚实守信的人，他的内心就容易被人了解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君主有诚信，臣下就容易办事；臣下有诚信，君主就容易了解。”不诚实守信就无法得到君主的欣赏，不诚实守信就无法亲近百姓。所以上下诚意相通，就彼此默默信任而不会相互猜疑；上下诚意互不相通，即使距离很近也互不信任。

武则天，见第30则。

崇尚德行的人，必定厌恶凶狠危险的人；做事公正的人，必定没有不正派、善用巧言献媚的朋友；保持廉洁的人，必定憎恶贪图财利的朋党：讲究信义的人，必定痛恨马虎草率的人。

陈子昂(661-702)，字伯玉，唐梓州射洪（今四川射洪）人。开耀二年(682)进士。上《大周革命颂》，为武则天赏识，授麟台正字。

后迁右拾遗。存诗一百多首，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。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有《陈子昂集》。

做官的要领，正直而不招致灾祸，谦和而不伤害礼义，全在人们仔细斟酌它，做事追求合乎道理，而不是出于私心专为自己着想。

当官做事，应当致力于实处。像涂改文书，往回更改日期，重新变更画押之类事情，万一败露，罪行反而加重，也不是持心忠诚不欺瞒君主的为官之道。各种奸诈虚伪，不如一个“实”字；反复多变诡诈，不如从一开始就小心谨慎；防范怀疑别人，不如自己谨慎；智谋周密，不如简省事情，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。

吕本中，见第7则。

我不曾松懈谋取私利，可是有人会从这方面怀疑我，这一定是由于我在公务中有不公正、不勤勉的情况，从而招致他人的怀疑；我不曾贪污滥用职权，可是有人会从这方面怀疑我，这一定是由于我在公务中有不廉洁、不正直的情况，从而招致他人的怀疑。如果处理一件事让人怀疑，那么以后无论处理什么事都会招致他人的怀疑；如果他人有一天怀疑我，那么以后将会时时怀疑我。遭到他人的怀疑，就是我知道了，尚且不易辩解，更何况他人不一定会把怀疑我的事告诉我。怀疑我的人和事很多，纠结在一起四处传播，一旦传到上级官员那里，造成的后果和祸患难道还小吗？所以君子在嫌疑是非之中，应该在苗头出现时就正视它、解决它，尽力避免嫌疑。……假如说我持心公平正直，对上对下不产生愧疚就可以了，何必一定要提心吊胆远离嫌疑分辨自己的行为，让他人了解呢？只怕将来如果会后悔，必定是从不远离嫌疑之地、不辨别是非痕迹开始的，如果真的不远离嫌疑之地、不辨别是非痕迹，那就噬脐无及了！

胡太初，见第46则。

官位没有重要不重要，只要才能与其职位相称，并能实现其理想就是重要的。国家给的俸禄无所谓丰厚与菲薄，只要享受起来内心不觉得。惭愧就是满意的。如果德行浅薄，才干平庸，非分得到高的职位，不能满足百姓的期待，不能抑制士人们评头论足，即使不会遭遇重刑，也会冈才不称职，祸患潜伏下来，在当时遭人们嘲笑，死后也会遗臭万年，这样的高位对我又怎么样呢？这正如孔子所说的“用不合乎礼义的手段得到富贵，那些富与贵对我来说就如同天上的浮云”，孟子所说的“万钟的俸禄如果不辨别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它，这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”？做一个儒学教官，在庸俗的人看来是清苦闲散的，而在有修养的人看来，是一个有清誉且重要的职位。不惶恐不惭愧不怨恨，把自己好的地方教给别人，为国家培育贤才，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了。放弃儒学教官而去担任紧要繁重的职位，理想能行得通吗？才能能够称职吗？能让百姓得到好处吗？能够扬名于当时吗？如果这四样都得不到，一心去求荣耀，反而会得到羞辱。

胡祗通(1227-1295)，字绍闻，号紫山，元磁州武安（今河北武安）人。曾官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、荆湖北道宣慰副使、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、江西浙西提刑按察使等。著有《紫山集》。

把官物当成是自己的东西一样看待，把公事当成是自己的私事一样来做。宁可得罪自己的上级，也不去得罪百姓。

脱脱（1314-1355），字大用，元蒙古蔑里乞氏。幼为伯父伯颜所养。后伯颜专政，参与罢逐伯颜。官至同知枢密院事、中书右丞相。任相时，废伯颜旧政，雪冤狱，复科举，一时被誉为“贤相”。曾任都总裁官，主编《辽史》《宋史》《金史》。

用投机取巧去获得富贵的，一定要垮台；以追求钱财为家风的，必然招来祸患；凭借权势去欺压别人的，就会招致羞辱；自以为很安全而放松警惕的，难免会遭受危难；仗恃有学识而自我陶醉的，必定会受到束缚；凭行迹自满自傲的，定然是浅薄虚伪的。这是六种坏毛病。与人慈爱则和睦，节俭则用度充裕，勇敢则善于决断，思虑明晰则谋虑深远，包容则能集合众人，这是五种美德。改掉六种坏毛病，践行五种美德，才能够有所作为。

宋濂（1310-1381），字景濂，号潜溪，又号玄真子，明浦江（今浙江浦江）人。元末隐居山中读书。明初应召任江南儒学提举，曾官翰林学士、侍讲学士、学士承旨等。曾充总裁官，修《元史》。著有《宋学士文集》《龙门子》《浦阳人物记》等。

以正直涵养内心，以廉洁约束自己，以忠诚事奉君王，以恭敬事奉尊长，以信义接人待物，以宽厚接待下属，以恭敬处理政事，这是当官的七项要诀。

薛碹，见第68则。

人生天地之间要有志节气概，施惠于百姓，抛弃荣华富贵，留清白于后世。这是做官的四种美德，是做官的人应该追求的。

依仗威严的气势压制别人，凭借结交权贵报复私怨，接受贿赂为人办事，泯灭公平正义之道以经营自家。这是做官的四种恶行，会殃及后代。

百姓饥无可食，而自己有粮有肉，就像吃着害人的苦菜；百姓寒无可衣，而自己穿着皮衣，就像身披荆棘；百姓愁怨，而自己鸣乐听唱，就像听着嘶哑的啼声：百姓劳苦，而自己安静闲适，就像自己身患疾病。既然说州县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，就应当与百姓同甘共苦。如果对百姓的疾苦毫不关心，这与路人有什么两样？

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到处横行霸道，欺压贫弱百姓，而贫弱的人忍气吞声；人多势众的会到处泄愤，而孤苦的只能关门闭户；有智巧的人善变，老实的人易受欺骗：有权有势的人懂得买通关系，贫弱的老百姓只能垂头丧气。因此，官府的圆滑宽柔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，引起善良百姓的担忧。大自然如果没有雷霆霜雪的天气，万物也不会枝叶茂盛开花结实。

“公”“私”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。如果从朝堂到乡间，人人都把持住了这个“公”字，便会天地清朗，人间安宁，政治清明，诉讼平息。只是一个“私”字，扰乱得不成个世界。

当官时不担心听不到奉承的话，怕的是没有规劝的话。百姓即使心里怨恨诅咒，也无法迅速听到，等到离任的时候，一个官员是好是坏立刻就区分清楚了。如果老百姓有留恋不舍的声音，就是一个好官。如果不是好官，离任时人们会跑到大路上庆祝，即使这人是升官离开，也堵不住百姓的嘴。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离任，恶言责骂随处都会有。离任交接办理需要时间，这期间没有人愿意给他提供寄居的地方。所以权力握在手中，应当时时考虑到会有离任的那一天，自然就不敢得罪黎民百姓了。

汪辉祖，见第18则。

治理百姓是没有现成章法可循的，而是以施政者的实际措施为准。

如果当官的人能把爱护百姓的真心，变成爱护百姓的实际措施，那么采取正当措施使人活下来称为“仁”，采取正当措施杀掉该杀的人也称为“仁”。不然，姑息迁就者会纵容奸邪之人，刚愎自用者就会恣意妄为，追求名誉者必定会屈从他人，躲避嫌疑者就只会考虑自己，内心缺乏诚意，哪里还能进行治理呢？如果当官的人心地不能先光明正大起来，那么进行治理的各种手段只能是装饰了。当官的人假借爱惜百姓的名义，而滋生、助长虐待百姓的弊政，这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官呢！所以，为官施政要以有爱护百姓的真心为首要，更要以心地清净无私为根本。

汪辉祖，见第18则。

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，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，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，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，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。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。

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，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。倘若一味曲意奉承，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，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

徐栋，见第20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