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古代为官之道的名言名句

古代为官之道的名言名句

古代为官之道的名言名句

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，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，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，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，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。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。

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，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。倘若一味曲意奉承，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，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

徐栋，见第20则。

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，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，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，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，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。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。

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，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。倘若一味曲意奉承，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，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

徐栋，见第20则。

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而上司要去做，一件事应当去做而上司阻挠，如果你确实有特别的见识，就一定要如实陈述自己的意见，即使遭到斥责也不要计较，等待上司息怒之后再反复陈述。上司也没有始终固执己见的。

像这样处理几件事后，或许就能够得到信任。倘若一味曲意奉承，即使当时会得到重用，但最后必然会让上司鄙视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

你只要不自夸为贤能，天下没有人与你争能：你只要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天下没有人与你争功。

作者不详。《大禹谟》系东晋元帝时期豫章内史梅赜所献《古文尚书》中的一篇。

建大功名于天下的人，一定要先在家里修炼自己的德行；传英名于万代的人，一定先从极为细小的事情做起。因此，伊尹负鼎，居于有莘国郊外，在茅草屋里修养心性，亲自从事劳作，却不忘思考治国之道，身在柴门之中，却心怀天下，所以释负鼎之志，成为成汤的辅佐大臣，灭夏建商，诛杀叛逆，征伐暴虐，消除天下的祸患，惩治残酷狠毒之辈，而后海内一统，百姓安宁。曾子孝顺父母，晚上为父母铺好床，早上又来问安，嘘寒问暖。在给父母吃易消化熬烂的粥、照看起居坐卧等日常琐事上努力尽孝，而后其品德高尚的美名传扬于后世。伊尹和曾子这两个人，在家注意修炼德行，故美名得以在外传扬；在小事上躬行实践，故得以成就大事。

陆贾（约前240-前170），西汉初楚国人。以善辩出名，后从刘邦平定天下。曾出使南越，宣扬声威，使南越尉赵佗臣服。官至太中大夫。著有《新语》。

官吏对于君主，百姓对于官吏，都是听其言效法其行。因此，为政的要务，首先在于正身。君主、官吏如能做到身正，那么就能在百姓那里得到响应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你这样去教导，百姓就跟着效仿。”因此叶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：“你带头正身，谁还敢不正？”又说：“正身对从事治理有什么难的呢？如果自己身不正，那么如何去要求别人身正呢？”因此，君子处理政事，治理国家，以正己为先，以教化、颁布禁令为次。如果君主在上做正身的表率，那官吏就不敢在下做不正的事；官吏在下做正身的表率，百姓就不会在乡野做不正的事。国家没有不行正道的君主，朝中没有奸邪的官吏，乡野没有不正的百姓，这样还不能实现善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桓范(?-249)，字元则，一作允明，三国时沛国（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）人。曾官羽林中监、大司农。编著有《世要论》，已散佚，今存清严可均、马国翰两种辑本。

不因外物的美好而高兴，不以自己的得失而悲伤。在朝廷上做官时，会为百姓的事担忧；身处江湖不做官时，也会为国君担忧。进入朝廷做官要担忧，退处江湖也会担忧。既然这样，那什么时候才会感到快乐呢？这样的人一定会说：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，在天下人得到快乐之后才快乐！

范仲淹(989-1052)，字希文，北宋苏州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)进士。曾官秘阁校理、苏州知州、右司谏等。

庆历三年(1043)，任参知政事，与富弼、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。著有《范文正公文集》。

居心清正是治国的根本，要为自身谋划就必须走正道。挺直的树干最后总能成为栋梁之材，精钢不会只用来做鱼钩这样的小物件。仓廪充实，老鼠、麻雀之类的就会高兴；草没了，兔子、狐狸也会为吃的发愁。史书上已经有很多遗训，千万不要做被后人耻笑的事。

包拯(999-1062)，字希仁，北宋庐州合肥（今安徽肥东）人。

天圣五年(1027)进士。历任知开封府、枢密副使等。曾任天章阁待制，人称“包待制”。又因曾任龙图阁直学士，故后人亦称“包龙图”。

谥孝肃。著有《包孝肃公奏议》。

思想没有蔽塞，用于自身，自己的身心就能达到平和，家庭就能和谐：用之于他人，官员作风就得到整治，政事就得到振兴。流播到更广大的范围，则能教化百姓，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习俗，一切伦理纲常必由此而维持。古时之所以能人才辈出、推崇人伦，都是因为这个。

曾巩(1019-1083)，字子固，北宋建昌军南丰（今江西南丰）人。嘉祐二年(1057)进士。曾官史馆修撰、中书舍人等。曾整理《战国策》《说苑》，并校定南齐、梁、陈三书。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著有《元丰类稿》。

当官的法则，只有三条，即清正、谨慎、勤勉。为官者明白了这三项法则，就可以保住禄位，远离耻辱，得到上司的赏识，还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。

吕本中(1084-1145)，字居仁，世称东莱先生，宋寿州（今安徽寿县）人。绍兴六年(1136)进士。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兼权直学士院。著有《东莱先生诗集》《紫薇诗话》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等。

任命下来的时候，应该扪心自问，自己有什么功绩才能，能受到这样特殊的礼遇。如果只是为了俸禄，假借这样的权势，只想为自己的私利着想，不想报效国家，上天也不会容你。拿着工钱却消极怠工，肩负着职责却荒废应当做的事，自己是安逸了，可你怎么能公道，怎么能面对百姓？

张养浩(1270-1329)，字希孟，元济南人。历任监察御史、礼部尚书、参议中书省事、陕西行台中丞等。著有《归田类稿》《三事忠告》等。

前辈说，做官做到将相，被世人认为是荣耀的。这是不知道荣耀是耻辱的开始。只有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，才能保持住荣耀；不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，则足以使耻辱加速到来。所谓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指什么？即以清廉来约束自己，以忠诚来事奉君王，以正直来处理事情，以恭敬谨慎来率领下属。如果像这么做，那么好的名声就跟着他，舆论就向着他，鬼神也会造福于他，即使想远离荣耀都不可能。所谓不善于修养自我的德行指什么？即徇私利而忘公益，贪婪而没有限度，不以前车之鉴为戒，不思报效国家。像这样做，恶名就跟着他，众人的毁谤就朝向他，鬼神也降祸给他，即使想要逃避耻辱也做不到了。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对世态人情应该淡泊，立志则贵在刚强。刚强则不会屈服于贪欲，淡泊则不会有太多的欲念。

徐榜，生卒年不详，号荐所，明南直隶泾县（今安徽泾县）人。曾任济南知府，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。著有《宦游日记》。

如果人的胸襟猥琐，眼界狭小，只会觉得世界局促有限，每天被个人喜怒所役使，以致百姓的喜乐忧虑好像跟自己没关系。究其原因，在于个人学问上的造诣还不够，所以度量多狭小浅薄。但其中又有天性豪爽开朗的人，如韩稚圭被火烧了胡子也不对侍卒发怒，仍然继续写信，这似乎又不是仅凭学问好就能做到的。总之，君子只有具有能藏垢纳污的胸怀，才能淆乱不浊，澄清不清，将外物与自我融为一体，就像天无处不能覆盖，地无物不能承载一样，万物也就是凭借这一点生长繁衍的，而功业教化德行才能传之久远，没有穷尽。

潘游龙，生卒年不详，字子麟，明湖北松滋人。著有《康济谱》《笑禅录》《精选古今诗馀醉》等。

做官者不可不爱惜名声，又不可以爱惜名声。真父母官的名声，不可以不爱惜；不爱惜的话，必将会轻视他的百姓。能吏的名声，就不可以爱惜了；爱惜的话，必将只爱显赫的名声而对百姓疾苦关心不够。真正仁爱和善的父母官的名声正未必是显赫盛大的样子。不以诚相待，以恩德招徕，以德行和教化教导，如何能使百姓亲近敬爱，攀住马车流着眼泪不忍放走呢？

潘游龙，见第11则。

作为官员，最好的品行莫过于恭敬，最不好的品行莫过于骄纵。骄纵则自满自大，自以为是。自满的话，懈怠不敬之气就会存于内心，傲慢放肆的态度就会见之于色，即使心存善念，也不会有什么好处。

王永吉(1600-1659)，字修之，号铁山，清江苏高邮人。天启六年(1626)进士。曾官大理寺卿、户部侍郎、兵部尚书等。著有《御定人臣儆心录》等。

士人君子培养品德，自爱自重，必称磨炼节操。可见操守二字，严于在家中修养，不是要等到脱下百姓穿的衣服，成为朝中的官吏，然后再讲求做清白的官吏。但是到了做官之时，操守就更为重要。操守是步人仕途的根基，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牢牢把握住，那么经世济民的功业才会由此而起。否则大根被拔，虽然枝叶仍然繁茂，也只是白白地供斧头来砍斫而已。

田文镜(1662-1732)，字抑光，清汉军正黄旗人。康熙二十二年(1724)以监生任长乐县丞。历任内阁侍读学士、河南巡抚、河南山东总督等。著有《抚豫宣化录》，与李卫合纂《钦颁州县事宜》。

李卫(1687-1738)，字又玠，清江苏铜山（今江苏徐州市铜山区）人。康熙末捐资为员外郎。历任浙江巡抚、浙江总督、直隶总督等。谥敏达。曾主持编修《浙江通志》《能辅通志》。

做官不可有享受的想法。上天让我与众不同，给予我管理世事的职责，是为让我成为造福于世的人，而不是成为享福的人。然而不想造福的原因，就是事事为享福算计。官署一定要华美，器皿用具一定要精致，衣服一定要艳丽，饮食一定要甘美。甚至不仅替自己的享福打算，还要替子孙做享福的打算。良田想得到万亩，大厦想建千间，珍玩一定求完备。千方百计地搜刮不义之财，以供享福之用。唉，大错特错了！

上天本想让你成为造福的人，现在反成了制造祸害的人。清静的夜晚你扪心自问，上天怎么会宽恕你呢！

陈宏谋(1696-1771)，字汝咨，号榕门，清广西临桂（今广西桂林市临桂区）人。雍正元年(1723)进士。历任甘肃、江西、陕西等省巡抚，陕甘、两广、两江等总督，吏部尚书，工部尚书，东阁大学士等。著有《培远堂全集》。另著有《养正遗规》《训俗遗规》《从政遗规》《教女遗规》《在官法戒录》，被称为《五种遗规》，影响很大。

做官自然有做官的规制，世人称为官体。有的人把养尊处优、自视高贵当作树立官体，却不知道这样反而丢掉了官体。我所说的官体不是这样，而是谦逊的气度，谦谨的仪表，和蔼可亲，和善可近。州县官是百姓的父母官，父母对于子女自然没有外貌仪表上的要求，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符合官体。有官体，其实就是平易近人罢了。

袁守定(1705-1782)，字叔论，号易斋，晚号渔山翁，清江西丰城人。雍正八年(1730)进士。历任湖南会同、洪江、芷江知县，楚阳知州，直隶曲周知县，礼部主事等。建义学，兴教化，被誉为“袁青天”。著有《雩上诗说》《地理啖蔗录》《图民录》等。曾参与编修《湖南通志》。

做官的人，诉讼、文书、应酬多且乱，面对这些事时就像身边聚集了许多刺猬一样，处理这些事就好像割麻一样，可以说是应接不暇。在这样职位上的人没有别的巧妙办法，只要耐烦就可以做好所有这些事。

如果对来往公文不耐烦，就不能仔细审阅，奸滑的书吏就会趁官员犯懒钻空子。对于诉讼官司不耐烦，就不能详细审问，不务正业的人就能够达到欺诈的目的了。待人不耐烦，那么言语和神色必然会简略草率，仰慕你的人就不会再对你有兴趣了。侍奉上司不耐烦，那么礼数就不会周到，从而让上司心生芥蒂，以致将来惹出事端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君子不论事多事少，事大事小，什么事也不敢怠慢。”这就是说的耐烦吧！

袁守定，见第16则。

怎么做才能不得罪百姓呢？唯诚而已。三代有直道之风，现在和以前是一样的。理政自有理政的制度，怎么能让人人都满意呢！一旦有了沽名钓誉的私心，给我虚名虚誉的人就会把我引导向偏执的一面，致使便民利民的事也会变成损民害民的事。只有出于诚心，尽心为民。有受我庇护的人，即使奸胥、蠹役、讼师、地棍之类指责咒骂之声迭起，也不值得忧虑。

汪辉祖（1730-1807），字焕曾，号龙庄，晚号归庐，清浙江萧山（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）人。乾隆四十年(1775)进士，授湖南宁远知县。后因事夺职，闭户读书，不问外事。著有《学治臆说》《佐治药言》《读史掌录》等。

人的品性有时会出现偏差，需要加以克制。需要克制的情况有十种：懈怠，要用敏捷来克制；急躁，要用舒缓来克制；苛杂，要用安闲来克制；自大，要用谦和来克制；话多，要用少说来克制；爱财，要用清廉来克制；轻浮，要用端庄来克制：抵触，要用顺从来克制；过失，要用勤勉来克制；不能对自己过于宽容，也不能苟且偷安。这可能类似于古人佩带弦韦的意思，写出来聊以自勉，不敢拿来警告世人。

严廷珏（1801-1853），字行之，号比玉，清浙江桐乡人。嘉庆年间诸生，道光时贡生。曾以云南府同知署易门知县，后升丽江知府、顺宁知府。著有《小琅玕山馆诗钞》《怡红轩诗稿》《乡贤录》，曾纂修《续修易门县志》。

廉洁对居官来说是最重要的事，精勤又是为政最应具备的资格。州县各官，承担着管理人民和土地的职责。其才能有长有短，但做人的操守可以自己作主：事有难易，勤谨懒惰却不由他人。操守不清廉，有才能也不足取；办事如若勤快，即使才能低下，仍可督促勉励。廉洁、精勤直接关系为官的利害，也是百姓苦乐之所系。

无奈官场陋习，不以百姓的事为重。好办的事，就认为无关紧要。

难办的事，则又设法推诿。一进入官衙，便只知计算自己每年的收益，至于百姓的苦乐，则从来不曾念及。一遇到民事，只想迎合上司，看其高兴与否，至于百姓的得失，则从没工夫考虑。从来只觉得自己的官职不够尊崇荣耀，全不顾治下的百姓是否得到了应得的。当官者时时要有为百姓考虑的心，这样尚且唯恐自己能力不够，为民办事的条件不合宜．不能有利于百姓。如果没有这样时刻为百姓考虑的心，虽然有优异的才能，却正好利用这种才能去运用使自身荣耀、自家富足的伎俩，这样就更不必问他如何去做、结局如何了。曾看到过对百姓极有利的事，执行之后百姓却见不到好处，反而倒有害处，这都是因为他心里从来不曾为百姓考虑。这样的事随处可见，沾染了这样的习性，害人不浅。

徐栋，生卒年不详，字致初，清直隶安肃（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区）人。道光二年(1822)进士，授工部主事。曾知兴安府（今陕西安康）。辑有《牧令书》等。

凡我们各级官长，须认真对待你们掌管的工作，慎重对待你们发布的命令，命令既出就要执行，不可反复调改，不可违逆。以公正消除私情，百姓才会信任归顺。先学习古代经典，了解前代成败经验，然后从事行政管理，议论政事依据法律、制度，行政就不会犯迷糊、出错误。

你们要学习、运用已有的典章制度，而不是以花言巧语干扰官员执政。

作者不详。

凭借法律而非个人智术来治理国家，凭借规律、政策而非无据之言来做决断，恪守公正而非根据私利来处理事情，遵循大道而非依据小事来筹谋策划，其结果是己身安适、天下太平。舍弃法律制度而依凭个人智术来治理国家，百姓就会舍弃勤笃之气，而追逐虚名；舍弃规律、政策而依凭无据之言来做决断，百姓就会舍弃务实之风，而崇尚虚言；舍弃公正而依靠私利来处理事情，百姓就会背离法律制度，而胡作妄为；舍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来筹谋策划，管理者就会劳烦忙乱，百姓就会迷惑不清，而国家也不会太平。

管仲（?-J645），名夷吾，字仲，即管子，春秋时期颍上（今安徽颍水之滨）人。管仲相齐，大兴改革，富国强兵，在其辅佐下，齐桓公称霸一时。法家学派代表人物，有托其名所作之《管子》，共24卷。

为政过于宽厚，百姓就会怠慢；百姓怠慢，就要用刚猛来予以纠正。刚猛太过，百姓就会受到伤害；百姓受到伤害，就要施政以宽。施政须用宽厚来调节刚猛，用刚猛来调节宽厚，这样，政事才能得以调和。

左丘明，生卒年不详，姓丘，名明，因其父曾任左史官，故称左丘明。一说复姓左丘，名明；一说单姓左，名丘明。春秋时期鲁国都君（今山东肥城）人，曾任鲁国史官。为解析《春秋》而作《左传》，又称《左氏春秋》，又作《国语》。

阻止百姓发表意见，比堵塞河流造成的后果还要严重。河流因堵塞而溃堤，一定会伤害很多百姓，阻止百姓发表意见也是如此。因此，治水者要引导水，使其畅通而流；治理百姓者，应当开导百姓，让其畅所欲言，这样，才能了解执政的得失所在。

左丘明，见第23则。

不听从亲近者之言，而是根据法律和规律，来判断是非得失。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话，都不入于耳；任何不符法律制度的劳作，都不计作事功；没有功劳的亲戚朋友，概不委其以官职。任用官员不偏囿于亲近之人，执行法律不将亲爱之人置于其外。上下之间，相安无事，只有实施法治才能实现。

慎到，生卒年不详，即慎子，战国时期赵国邯郸（今河北邯郸）人。本学“黄老之术”，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。齐宣王、滑王时曾游学于稷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慎子》有42篇，后多失传，现存7篇及佚文数十条。

公正，就能明察真伪是非；偏私，就会分不清美丑利害；正直诚实，就会诸事通达和顺；欺诈虚伪，就会困窘不堪；至诚守信，就会通于神明：浮夸虚诞，就会迷惑于物利的得失。这六个方面，正是君子需要谨慎注意的，也是禹、桀不同之所在。

荀况（约前313-前238），即荀子，名况，字卿，战国时期赵国人。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，后为楚兰陵令。著有《荀子》，共32篇。

治理之道一定要明确公与私的区别，严格遵循法律制度，拒绝所有的私人恩惠。令必行，禁必止，这才是君主执政的公义。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私利行事，取信于朋友之间，不能以赏赐来鼓励，也不能以刑罚来阻止，这是做臣子的私义。私义盛行，国家就会混乱；公义盛行，国家就会太平，所以公私一定要区别清楚。做臣子的有私心，也有公义：修身廉洁而行事公正，做官无私，这是做臣子的公义；贪污纵欲，安身利家，这是做臣子的私心。

韩非（约前280-前233），即韩非子，战国末期韩国人。法家主要代表人物。后人秦国，受秦王赢政赏识，但遭到李斯等嫉妒，终被下狱毒死。著有《韩非子》，共55篇。

只有国家征收的赋税，而无个人的索求：只有国家的用度，而无个人的花费；只有国家的劳役，而无个人私事的役使；只有国家的奖赏，而无个人的私赐；只有因公而生的愤怒，而无个人的私怨。为个人而索求于百姓，则赋税繁多而无节制，有损清正廉洁；为个人而私开消费，则公费耗增而无限度，有损法律制度；为私事而役使百姓，则骚扰百姓而无穷尽，有损为官道义；为个人目的施予小恩小惠，属下整日期望，奖赏却无一定之准则，有损奖赏之正道；心怀私人怨恨，属下就会常怀恐惧，疑虑不安，有损害个人之美德。

荀悦(148-209)，字仲豫，东汉颍川颍阴（今河南许昌）人。汉献帝时，应曹操之召，任黄门侍郎，累迁至秘书监、侍中等。后奉汉献帝命编成《汉纪》，共30篇。另著有《申鉴》，共5篇。

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四季无私运转。抑私心而行大义，可以说是“公”。聪明用于私，不如愚笨而用于公。做臣子的应持守公道。处理公事，不谋取私利；身在公门，不求利言财；秉公执法，不阿顺亲友；为公举贤，不回避不和之人。对上级忠诚，对下属仁爱，心存宽恕，推己及人，行为中正，不偏不党，伊尹、吕尚就是如此。因此，他们显赫的名声一直流传至今，这就是“公”。管理百姓的办法虽有千万多种，做起来只有一条，哪一条？公正罢了。唯有公心可以治国，唯有公心可以持家。执政以公，可不费心神而令奸邪之道止息；执政以私，则刑罚苛严繁杂，而奸邪不止。因此，公正作为治理的原则，话虽不多，用途却十分广泛。

武则天(624-705)，唐并州文水（今山西文水）人。十四岁人后宫，为唐太宗才人。唐高宗时，为皇后。后自立为皇帝，建立武周王朝。神龙元年(705)，因兵变退位，唐中宗恢复唐朝。谥则天顺圣皇后。武则天曾令臣下撰成《臣轨》，作为臣僚借鉴之书。

奖赏一定与受赏者功劳相当，不可凭个人恩宠颁行；惩罚一定与受罚者罪责相当，不能因个人宠幸而免除。奸邪辟佞的，即使是亲近之人，也要罢退；忠诚正直的，即使散在乡野、远在他国，也要招用。法律、政令既已施行，行政纪律自然就会端正起来，如此，则不会有无法治理之国家，也不会有不可教化之民众。

包拯，见第5则。

法律施之于人，即使是极小的判决也须谨慎小心，何况施用大法于涉及重大罪责的人呢？

欧阳修(1007-1072)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，北宋吉州永丰（今江西永丰）人。天圣八年(1030)进士。官至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参与推行“庆历新政”。谥文忠。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，系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著有《欧阳文忠集》《集古录》等，主修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。

言语多变，则难以取信于人；命令常改，则难以使人遵从。如今发出号令之先，不仔细研审，号令推行不久，随即又加更改。以不信之言，推行难以执行之号令，因此每有需要处置之事，州县官员则知未必是朝廷一定要求执行的命令，他们就会彼此相告：“暂且不要执行，不久一定会再更改的。”

欧阳修，见第32则。

胥吏中奸诈狡猾者，大多玩弄权势。因其本就靠贿赂富益其家，哪有公义可言？如果喜欢其市侩之一面而稍加委任，百姓就认为衙门官司的是非曲直，皆由其掌控，他们也会狂妄自夸，以此骄人。于是，百姓事无巨细，都会找其办理，以致门庭若市，被百姓称作“立地官人”。

他们收受贿赂数额日益巨大，主政长官之恶名则日益昭著。殊不知长官本来不知情。因此，做官者，凡事应亲自审查，实际了解，自握权柄，不可放任胥吏胡作非为。

陈襄(1017-1080)，字述古，号古灵先生，北宋侯官（今福建福州）人。庆历二年(1042)进士。官至提举司天监，兼尚书都省事等。

谥忠文。著有《古灵集》。

官员处理公事，是非自有公理，处置轻重与否自有法律为据，不可因私心而违背公理，也不可以枉法来曲从人情。诸葛亮说过：“我的心像一杆秤一样，不能为人任意称量轻重。”身居官职者应将这段话奉为法规。然而人之常情，每每私欲胜于公心，贪图财货就不可能公正，喜怒任性就不可能公正，偏袒亲戚、畏惧豪强、顾虑祸福、计较利害等，都不可能做到公正。殊不知是非之分，不可改易，此乃天理：轻重之别，不可逾越，此乃国法。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是违背天理：轻罪重判，重罪轻判，就违反国法。身居官位，治理百姓，却违背天理、违反国法，内心怎能安宁？天地鬼神的诛讨，金科玉律的禁约，怎可忽视呢？因此，希望同僚秉持公心，坚持公道，而非沉迷私情，为私情阻挠，或许能使曲直适宜，而无冤枉不公之哀叹了。

真德秀（1178-1235），字实夫，后改为景元，又改为希元，号西山，南宋福建浦城人。本姓慎，因避宋孝宗赵奋讳改姓真。庆元五年(1199)进士。开禧元年(1205)中博学宏词科。曾官户部尚书。著有《西山文集》《读书记》《四书集编》等。

身居官位，忠于职守，应将公正置于首位。公平则不为私利所迷，正直则不为奸邪所惑。凡行事涉嫌奸邪谋私者，皆由不公正所致。如能公正不失，即使有奸邪私利，也不会为之迷惑。

汪天锡，生平不详。著有《官箴辑要》。

宽大须有制度才行，如果百事不管，一味追求宽大，那么办事小吏就会利用法条为奸作弊，官府也就不成其为官府了。做官须将处置之权掌握在手，不可由他人操纵定夺，如能这样，尽管宽大，不会有所妨害。

杨昱，生卒年不详，字子晦，世称东溪先生，明汀州卫（今福建长汀）人。正德十四年(1519)举人。著有《师鉴》《牧鉴》《自验录》等。

当官要自己去办事，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刚愎任性。事情不管大小，权力都要掌握在手中，那么办事的人就会为我所用。如果胸中没有自己的见解，而去听取别人的主张，这样，任用亲属而亲属当官，任用友人而友人当官，任用的随身吏役也都当上了官。造成人人有权、人人当官的情况，必然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，而原本当官的反而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偶，如果对他们稍微约束限制一下，他们反而会生出怨恨，甚至还有人会拿当官的把柄来要挟。这样下去，人们只知道有穰侯、华阳君，而不知道还有秦王存在，这是招致失败的途径。所以说，做官要自己办事。

汪辉祖，见第18则。

用铜做镜子，可以端正衣冠；用古史做镜子，可以知道国家兴衰更替的道理；用人做镜子，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。

吴就(670-749)，唐汴州浚仪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武周时人史馆，修国史。历官起居郎、谏议大夫兼修国史。著有《贞观政要》《中宗实录》《则天实录》等。

为官者不应当说廉洁，廉洁本来是为官的本分。没有人不知道廉洁可以让人信服，但是如果心中对此没有定见，就会在利益面前迷失自己，轻率采取行动。对于那些天生就喜好贪污纳贿的人来说，窃取公物，收受百姓的贿赂，做起来一点顾忌都没有，这些人不值得评论。对于那些稍知有所忌惮的人，就会说我不窃取国家财产，也不收受百姓贿赂，这就是够了。

陈襄，见第34则。

先生说：“为官者管理下属，其自身须端正。”孔子说：“自身正了，即使不发布命令，老百姓也会去干；自身不正，即使发布命令，老百姓也不会服从。”

李元弼，生卒年不详，北宋山西翼城人。政和七年(1117)，作《作邑自箴》。

用廉洁来约束自己。凡是做士大夫的，即使非常廉洁，也只不过是小优点，而如果有一点点贪污行为，便是大过错。如果蒙受了不廉洁的名声，即使有其他的优点，也不能弥补自己的罪过，所以这一点在四件事中为第一事。

真德秀，见第36则。

廉洁与勤勉，是为官从政的要诀，这不仅仅是对县令的要求。然而县有一州的格局，县令对老百姓来说是最亲近的人，如果治理政务有不廉洁、不勤勉之事，那么对政事的不良影响就很严重。廉洁本是从政者胡太初，生卒年不详，字太初，南宋台州临海（今浙江临海）人。

嘉熙二年(1238)进士。曾任建康府学教授、秘书郎、知全州。著有《昼帘绪论》。

普天之下四海之内，百姓无数。然而能够受到国家的信任当上地方官的又有几人？既然受命来治理百姓，却不能恪守公平廉洁，这是不自爱的表现，怎能不被世人所耻笑呢？何况以一人的微薄之躯，又能享受多少荣华富贵？心有如永远填不满的溪壑，贪婪是永远不能满足的，不加以控制，终将导致身败名裂。一旦犯罪，上则辜负了国家恩宠，中则给亲人带来耻辱，下则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。虽在任时积聚千金资财，不足以补偿一夕牢狱的苦楚。与其在败露时悲戚，何不严于律己防患于未然？有官职的人们，这是应该深以为戒的。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同僚如果有过错，但不至于损害政事，应该给予包容。一般来说，为官者应当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希望人人都像自己那样严格要求自己，天下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。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士民约束自己，本来就不能不严加要求。但是，有职权的官员，应当比士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而负责监察的官员又应当比一般官员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因为监察官员的职责就是查处和惩治腐败官员，以警示内外，整顿纪纲。如果自我的要求不严格，怎么能让其他人信服呢？所谓严格，要像未婚女子在家里一样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要遵守礼法，只有这样的品德才是完全合乎规范的。如果有半点违背道德规范的举动，人人都会加以议论指责。假使倚仗权势，只谋求私利，或巧立名目收受钱财，或私自经营盐、铁，或沉溺于酒色，或任人唯亲，或不依时令进行农耕、狩猎，或宴会游玩没有节制，或假公济私冒称办理公家的事，或无端大兴不紧要的土木工程，或旷废官宅而不住，或放任家人胡作非为而不加管教。以上所列劣迹，如果身犯其中一项，就是以败坏监察官员的风气。

张养浩，见第8则。

当官任职只要能严于律己，公正廉洁，办事勤勉严谨，日夜戒惕，如临渊谷，自然就不会有其他的祸患。只要觉得有所倚靠，马上就会使人松懈、懒惰，粗疏大胆起来，不知不觉间就会做错了事。

杨昱，见第39则。

世上原本有一些廉洁的官员，只是见识不精明通达，常被属吏所蒙蔽，即使廉洁，对政事又有什么补益呢？也有一些廉洁而且精明的官员，内心缺乏仁爱，自以为不搜刮百姓，办事也不糊涂，但是为人却极其刻薄严酷，还放纵属下迫害、掠夺百姓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还有一些官员虽心地仁厚，却不擅长裁断处理政务，空有仁厚之心，百姓依然得不到好处，这是没有能力施展仁厚之心的缘故。又有一些官员，虽然很有能力，但办事时心意所向，常常有些偏差，始终不免有点小毛病，这是由于有能力却不够公正公平的缘故。“廉、明、仁、能、公”，这五善要全部做好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
杨昱，见第39则。

官吏不敬畏我的严厉，而是敬畏我廉洁；百姓不是心服我的才能．

而是心服我的公正。做官廉洁，那么小吏就不敢有所怠慢；处事公正．

那么百姓就不敢有所欺骗。处事公正就能够明辨是非，做人廉洁就能够形成威力。

曹端，生卒年不详，明河南渑池人。永乐七年(1409)进士。曾官山西霍州学正。著有《训蒙要纂》《四书详说》《家规辑略》等。

廉洁的官吏走的是正道，不廉洁的官吏走的是邪路。如今一些廉洁的官吏看见不廉洁的官吏人数众多，便依恃着他的廉洁，骄横傲慢，欺压良善，超越本分，肆行威虐，苛细地援引法律条文罗织罪名，再据重法把人打人监狱，残酷拷打逼出罪状，反而不如那些不廉洁的官吏。不廉洁的官吏因害怕而有所收敛，多能平和治事，放过百姓。因此廉洁的官吏刻薄，不廉洁的官吏宽容；宽容的人会升迁上去，刻薄的人会降职下来。当今官员只看见廉洁和不廉洁得到这样不同的下场，便都不再厉行廉政了。上天爱惜生灵，不喜欢滥杀无辜，这些人只做到了一点廉洁，却触犯大罪，这是偏于廉政而不及其余害了他们。

王文禄(1503-1586)，字世廉，明浙江海盐人。嘉靖十年(1531)举人。著有《王生艺草》《策枢》《书牍》等。

大臣不廉洁，就没什么为下属作表率，那么小臣必定贪污；小臣不廉洁，就没有什么治理民众，那么风俗习惯必然败坏。各级官员自上而下都无休止地掠夺财富，必然是百姓遭殃，进而影响使国家遭殃，想使天下达到太平盛世，是不可能的。

王永吉，见第13则。

官阶不论高低，事情不论大小，职位不论轻重，只有完全约束自己的思想、端正行为，才能成为有利于国家的官员。不然，耗费钱财，不劳而获，尸位素餐，还期望能长久地保住自己的名声地位而不犯罪，这难道可能吗？

王永吉，见第13则。

不清廉的危害，不必是贪财好贿而后才会殃及百姓。贿赂初开，自以为偶尔一染指，似乎没什么大碍。孰知吏人张开贪网，衙役狐假虎威，我所得利有限，而中个人说合转手，已足以破人之家了。我所获取才一次，而旁人中饱私囊的次数，已不可胜计了。小民百姓如果涉及词讼案件，不卖光产业便不能终止，以致父亲不能保住儿子，丈夫不能保住妻子，翘首企盼公门，一腔血泪冤屈。推论其原因，都是始于本官偶尔染指贪利的缘故。呜呼！古人酌水以厉清，不受贪泉蛊惑，岂非是认识到偶尔染指之害了吗！

乌尔通阿，生卒年不详。曾于道光末、咸丰初年任建昌府（今江西南城）司马。咸丰二年(1852)，著《居官日省录》。

州县官员与百姓最为亲近，做州县官员不仅关系到民生大计，我辈的终身事业都寄托在这里。因此，做官持身要清廉，办事要干练，处事要公平。然而，这些并非一时即可办到，一定要平时以关心民众疾苦、推行教化为己任，亲自带领妻儿崇尚简朴，那么需要依托官方的事情必定不多。凡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，一一留心就会知道怎么办理，听到的见到的就会越来越多，随时随事加以考察其发展变化，然后才可能做到清廉、干练、公平。如平时不加注意，乞求当官后再留心，那就为时已晚了。

陆陇其(1630-1692)，初名龙其，字稼书，学者称当湖先生，清浙江平湖人。康熙九年(1670)进士。曾官嘉定知县、灵寿知县、四川道监察御史等。著有《三鱼堂文集》《困勉录》《读书志疑》等。